The lawyer long-haired

纵观已发生的各国革命的结果，在经济层面上，革命总是灾难性的。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革命给具有政治意识的新兴团体带了了认同感：他们不再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而成为了政权的一部分，各集团有了一个新的而且是共同的效忠对象；而旧制度下，国家内可能使四分五裂，彼此间缺乏认同的，例如在中国的民国时期很多人都主张“联省自治”而不是成立一个单一制国家。成功的革命也会带来新的道德戒律，通常都是十分严苛的、清教徒似的，“每一场革命都是清教徒革命”。书中举了几个典型革命后建立政权的案例。墨西哥作为一个成功的例子，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带来了几十年稳定，使墨西哥各阶层人民具有了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他们认同并广泛参与到该政治制度中，这在拉美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玻利维亚则是失败的例子，在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并不稳定，仍频繁地产生政变。亨廷顿分析到几点原因：首先是玻利维亚的革命过程太顺利，没有实质性经过革命洗礼，所谓的“革命”成功后，实际上各派系对此类政治运动仍未“尽兴”而仍有意愿继续；革命领袖也是这两国的差别所在，玻利维亚领导人企图长期霸占王位，而墨西哥领导人却建立了不得连任的制度；玻利维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集团组织并不服从于革命领导者，而是分别自成一派，各派之间斗争不断，甚至后来政府连军队都没控制住；最后一点是，玻利维亚革命中始终缺乏“民族主义”这个重要调料，革命诸阵营没有一个可供针对的外国敌人，以至于没有被同一股向心力捏合起来，相反革命派还受到了美国人的资助。革命后美国一直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干预着玻利维亚的国内政策，不但客观上导致了革命后政府与工人的冲突，而且其资助的军队竟然还反过来推翻了该政府。

相比以上，亨廷顿对于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立政权方面的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切不可把亨廷顿的褒奖扩大到共产主义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上）。本书中所说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专指列宁主义，即列宁提出的那一套革命实践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一套经济或历史学说，这套理论实际上已被证明了在经济领域的失败性。“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简单的说，列宁的革命理论就是把各个门派、集团、阶层的人都动员起来参与到政治之中，当然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能够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完美地领导并组织了起来，以此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贡献并非是推翻旧制度，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模式，有效的填补了旧权威倒台后的权力真空，而这正是之前的二月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俄国和中国在共产主义革命后，并未出现常见的政坛动荡的局面，相反却出奇的稳定，似乎所有团体被被紧密地团结了起来。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前苏联的附庸国如波兰、东德等，对共产主义的认同感较差些，因为在那里共产主义是被从外界输入而非本国培养的，因此共产主义经常与当地的民族主义相冲突。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也具有较高水准。

更具体地讲，列宁主义的核心在于其政党理论。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没有实质性进入到政治领域，他也不承认政治是一个自主的活动领域，相反只是认为政治是一个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活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依附于经济基础的。而列宁并不是马克思的门徒，列宁主义的本质是革命实践，其强调的是建立一个超脱于各阶级、集团和群体的“革命组织”，再由这个“革命组织”来领导这些阶级、集团和群体（其中主要的当然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显然，这个“革命组织”就是党（共产党）。可以看出，在列宁主义中，政党居于革命这项活动的核心位置，而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纯洁性（无产阶级才能共产主义）。任何一个阶级中的人，只要其具有革命意识，愿意献身于党，都能成为这个革命组织的一员。而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赋予突出的作用，是因为“与其他大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因此其更容易认同“党”这个超阶级的组织，而不是其出身所在的集团。在列宁主义中，“党”不仅被制度化，而且神化了，任何一个加入党的成员，“其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也不属于阶级；忠诚属于党。党是最高的道义源泉，党性是最高的忠诚，党的纪律是最高的裁决。”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所进行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国家内的革命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具有这样超越一切社会集团的且专门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党”。

当然亨廷顿也提到了马克思和列宁在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即他们都认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政治都是资产阶级一手操控的，无产阶级在那里只能被压迫并且愈加贫穷。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证明了其政治也对无产阶级开放，并且无产阶级随着经济发展也在变的富裕，这导致了共产主义观点在西方发达国家无法成功。但从另一角度看，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革命时它们并没有一个欧洲那样的无产阶级，按说本应该与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不相干，但实际上共产主义却仍能够在那里很有市场，这正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的成功性。在这一点上，当时尚以农业为主而工业欠发达的中国是个代表性的例子。

有一个与此相关问题没有在书中提到，那就是：列宁的政党理论是否可以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经济理论中？如上文所述，列宁主义本质上是政治实践理论，因此，如果撇开“共产主义”这一顶大帽子不顾，列宁主义似乎并不必然依赖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因为它们并不是同一领域的理论。换言之，列宁的这套政治实践理论也应该能够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即：一个国家选择在经济上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在政治模式上采用列宁主义，以政党为核心来组建该国政治制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于1968年，在当时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国家的例子，走列宁路线的国家都毫无例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即经济上实行共产主义，这很可能是亨廷顿没在书中谈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者必须同时存在。改革开放后的某和谐国很可能是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政治上保持一党专政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此外，新加坡也应当是个证明。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前几章中一直在分析诸多问题，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案一直隐隐穿插于各章节的某几句话之间，直到在最后一章“政党与政治稳定”中才明确地给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完善的政党制度和强有力的政党。如书中第一章节所说，政治秩序是一种公众的必需品，而政治是一个独立的场域，并不依附于经济等其他场域。而亨廷顿的主要结论就是在政治这个场域中，应当由政党 – 而非其他各类团体组织 – 作为政治的参与主体。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模式走入了误区，认为发达国家的政治的核心在于议会和选举，实际上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发达国家的代议制制度之所以有今天之成熟稳定，在于其基础设施 – 也就是政党制度 – 的完善，当然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具备的。实际上，建立良好的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项基础设施，其效果虽然极为重要，但并不非常直接明显，就好比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总是更倾向于把目光集中在粮食上，而不是公路桥梁等这类对于解决温饱问题不那么立竿见影的基础设施上。因此，政党本身难以被重视，建立政党制度这一隐性设施也比建立议会和选举更为困难的多。传统政体中并没政党（中国也是在明朝才有政党雏形）这种政治参与者。而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建立又都面临多种阻力。这些阻力的来源包括传统上具有较高社会或政治地位者，如君主贵族等，作为传统上居于庙堂之高的人，他们并不喜欢人民结社起来挑战他们的权威；其次是行政体系中的官员，他们是负责国家行政管理事务的人，从他们角度而言。政党只会造成意见冲突和行政低效，从而妨碍行政事务的运行；此外还有一些信奉民粹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的人，他们反对政治领袖与人民之间有政党这样的中介。由于这些因素，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没有意识要大力发展政党制度，因此自然也不会产生强力政党，尽管他们经常会有议会和选举。事实上，一国的政治活动如果非由政党主导而进行，那么议会和选举通常只是给政治无序披上件合法的外衣，而其结果常常是继续频繁政变或军人干预政治。相反，强大政党却“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如列宁主义所强调的，政党应当是超越一切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专门用于政治目的的组织。

衡量一个党是否强大，有几个因素可供考量：一是该党是否能活过其缔造者或首个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去世这一关。很多党派在成立之初轰轰烈烈，很可能只是由于其奠基人党魁的个人魅力，而不是该党自身的制度化力量。一旦此人去世，这个党派有可能土崩瓦解。相反，成功跨过这一关的政党至少表明其并非完全建立在个人崇拜上；二是看该政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政党与各类工农团体的联系如何。良好的政党必须与这些组织团体有广泛且深入的联系，且对它们有巨大影响力或支配力。差的政党可能根本无群众基础，只是少数人的俱乐部，或者只是单一社会团体的传声筒和附庸，缺乏主观能动性；三是看该政党的成员对于政党的忠诚性。很多薄弱政党的成员只把入党看成是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从没真正在内心上认同过这个政党的理念。通常情况是，某人为了成为政府的行政官员而入党，把自己的个人仕途看得超越于对党的认同。这种情况下，一旦该党不能满足自己这个目的，很可能他就会改换门庭加入另一个看上去更符合自己利益的党派。如果一个国家内政治家们很频繁的改换自己党派，足以说明这个国家政党制度之脆弱。

就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强弱而言，政党的数量并不重要，“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理论上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似乎各自的情况有所差别。从书中列表分析的各国情况来看，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多党制国家的政局最为不稳定，而一党制则最稳。亨廷顿分析到，多党制国家中，各党派往往是代表单一社会势力的，因此尽管其内部很可能结合紧密，目标一致，但灵活性和自主程度较差。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乎每个集团或阶层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这样的政党更类似于一个较为封闭的代表特定团体利益的私人俱乐部，对外开放度很小。“就制度化的不完善这点而言，无党制度和多党制度彼此是十分相像的”，因为这里的政党缺乏超越一切阶级和社会集团这一必备属性，无法作为横向联系这些势力的纽带，而加剧它们的割裂程度倒是有可能的。多党制的优点也许就是吸收新兴势力上的方便性，新兴势力可以较为容易地自己组个新的政党或找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的旧有政党。

而一党制在客观上的确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但这“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一党制通常起源于全面的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但斗争结束后，胜利的那个党便会吸取教训地消除之前混乱的社会状态（而正是这个混乱状态造就了这个政党的兴起）。之前的斗争越激烈越漫长越艰苦，之后的一党制便越稳定，正好比是中国人常说的“大乱后必有大治”。显然，一党制下，新势力进入政治舞台的唯一途径就是入党，这导致政权同化新兴势力的方式较为简单，执政党可以较为游刃有余地在“党”这个框架下控制或影响新兴势力的领袖。没有其它党派的竞争压力，执政党不必要去过份讨好新兴势力，也不需要动员群众过份介入政治以“党同伐异”。一党制模式下，横向整合社会上各阶层、种族或集团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因为并不存在多党的那种政治分裂倾向。然而一党制的麻烦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一旦大权在握而又无人竞争，执政党还有什么动力驱使它保持高水平的群众动员和组织？长期的一党制易于造成党与群众之间的逐渐脱离，简而言之，该党作为唯一的参政主体，垄断了所有参政的渠道，而不再需要大规模群众动员而维持自身的政治地位，值得讽刺的是：该党当年之所以能成功当政的原因却正是高水平的群众动员和组织。

要保持一党制下执政党的积极状态，必须具有一个可供奋斗的目标。但如果之前该党所设定的诸如改造旧社会之类的目标已经成功，该党的对立面就消亡了，而其又没有其它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在野党），那么这个政党容易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原本具备的人格化的意识形态亦如屠龙技一般无可施展。“倘若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并向它所统治的社会妥协。那么它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一党制的生命力恰恰在于被其视为敌人的存在，这样这个党才能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则至少也要制造“假想敌”。一只聪明的猫不会把老鼠吃光，否则主人就没必要继续养它。党外没有假想敌，就在党内制造；国内没有，就制造国外的，否则党何以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群众动员？有些书分析到毛某当年发动文革的起因，当时中国已经建国20年，行政官僚阶层及知识分子集团慢慢兴起，已经逐渐开始形成较强的既得利益阶层，毛某因此起了杀机。如果套用亨廷顿的理论，这个利益阶层很可能是被牺牲设定为假想敌，换而言之变成了20年政坛稳定局面后掀起一场全面性群众动员所针对的目标，而这场全面性政治动员正是维持（或重新焕发）单一政党自身活力的必备要素。于是政治参与突然扩大，甚至便成为一场全民大联欢，红卫兵们摇身一变成了政坛的主人（其实还只是代理人），批斗起原本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许未必如毛某所愿，很可能有点超出他的预想范围，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原本逐渐衰落凋零的政党领导群众斗争的模式被重新唤起了，先前革命之中党和人民的蜜月期又突然降临。但这种非常规的解决一党制固有问题的方案显然不可长期服用。病症是长期存在的，伟哥的效果却只能是暂时的，更何况多吃还多身体有副作用。当然，也许并不能以亨廷顿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毛某发动文革的内心深层原因也许有其他，甚至可能是“纯洁”的反腐倡廉风暴；不过就时间上讲，《变》出版于1966年，而文革之后不久几年就kick off，保不齐毛某就在这期间读了此书后突然大喊“我悟到了！”

而这种一党制下的内在固有问题在二党制或多党制国家则并不存在，因其永远有着其他政党（哪怕是在野党）作为对立面。考虑到一党制中执政党缺乏在野党作为竞争对手，亨廷顿提出，一个合格的替代品通常就是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之间的竞争，即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作为一党制下执政党的存在理由。尽管亨廷顿没明确说，但是这样的矛盾通常源于行政官员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与党的目标之间的冲突，常见的应当包括行政官员的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之间的矛盾。但上述替代品的成立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党政分离，二是两者保持大致平衡，显然如果党政不分，那么这种矛盾充其量是内部矛盾，上升不到斗争以维持党存在的必要性的层面。这两者间的斗争与政党间斗争完全不同，它们是功能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间的斗争，“更类似于总统制政府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斗争。”一党制另外的问题在于，其如果吸收同化新兴势力太快，则在党内部容易造成分化；但如果吸收同化太慢，则等于是堵死那些有政治诉求的集团的出路，从而滋生反抗政权者。

相比之下，亨廷顿比较偏好两党制，包括主从政党的那种两党制。两党制之间必然会发生党派竞争，这有利于各党争相动员群众扩大政治参与，也同时强化政党自身的组织领导群众的能力。相反多党制倒并不会由于党派数量多而增强党派竞争，因为多党制下的每个政党的山头都是几乎固定的，其支持者基本上都是hardcore，以至于任何一个党都难以争取到其它党派的支持者。而多党制社会中任何一股新势力的兴起，其最佳选择是自己也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而不是加入已有政党。而两党制则不然，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拉拢同化大量社会集团，包括新兴势力，而新兴势力也更倾向于被拉拢从而加入其中某个政党，而不是另起炉灶。从整体上看，两党制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是超越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不会沦为某个特定势力的发声工具。从竞争角度而言，两党都会努力争取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那批人，考虑到政治意见在人群中的正态分布，持中庸意见总是最多而越往极端方向的则越少，这导致两个党派的政治观点为了更吸引民众，总是更倾向于中间而非左或右。看似有些背离常识，两党制在客观上会缓和政治两极化趋势，从而促进政治稳定。因此，“两党制有其自身的某种逻辑，然而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逻辑；它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之中，也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常被解读为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独裁或专制辩护，因本书的主题在于政治秩序而不是那些民主政治模式中较为显眼的要素，如选举、民权、议会等。独裁或专制也能带来秩序（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导致颇有些人以为亨廷顿的观点在于为了建立秩序而可选择独裁专制模式。不得不说，亨廷顿的理念中很有可能把权威和秩序放在了一个首要位置，在本书中第一章中，政治秩序被视为了人民的必需品，而不仅是民主的点缀。亨廷顿有句名言：“那些贿赂警察的人要比那些捣毁警察局的人更加认同现有的司法体制”，即在他看来，腐败尽管是不好的，但比起丧失秩序来，腐败仍是较轻并且容易纠正的（书中有专门章节分析到腐败问题）。

但是否亨廷顿真把秩序放在了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更优先的位置？其实他没有做出简单比较。窃以为，亨廷顿把它们视为不同纬度的东西，而不是在同一个位面上以至于能够比较出先后顺序，它们相互之间也并不矛盾或互斥。其关键在于，秩序是“过程性”或“方式性”的东西，而民主自由则是“结果性”的东西。亨廷顿并不认为美国的民主经验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后者不可能有美国那样的政治演进过程，美国天生就是现代的，不具有传统羁绊，因此美国的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而发展中国家如果硬要直接把美国式的三权分立这种结果性的产物拿来自己用，企图立竿见影的一下子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则必然是东施效颦。实际上他在书中多次批评到美国援助其他国家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制度，认为这并不适用于那些欠发达国家，反倒可能误事甚至激发起当地仇美的民族主义倾向。亨廷顿的理念在表面上的矛盾性就在于此：他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个人当然是支持美国式自由制度的，但他并不这套他认为好的东西推荐给发展中国家，因为他认为不适合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保守派却是民主党人士。亨廷顿的这种做法可以说两边不讨好，专制者认为亨廷顿内心实际认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制度，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却埋怨他拒绝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美国的那套制度。相比之下，后者对亨廷顿的不满更为大些，盖因知识分子的理念总是纯洁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其理想中不得掺入任何杂质，因此卢梭式直接民主的追随者从来就不会少，在他们眼里专制与民主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不论原来的起点在哪里，他们巴不得在一秒钟内达到直接民主这个终点，否则就被视为是对专制的妥协，对自由的玷污。而当亨廷顿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告知他们要至千里必需先积跬步时，他们把亨廷顿视为威权主义甚至专制的代言人也不足为怪。当他们看到亨廷顿在书中讨论到政治中的腐败问题，认为腐败也有积极效用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们显然是不答应的。

实际上亨廷顿在书中也论证到民主政治模式对政治秩序的益处，盖因民主政治下政权对社会集团的开放性导致新兴势力可以被容易地吸收同化（但这应当属于反馈式效果，他并不建议尝试通过先实行投票式的民主再来促成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亨廷顿也批评到斯大林式的专制也并不利于政治秩序，因为斯大林混淆了个人利益与制度利益，没能区别开“他个人”与“他所担任的这个领导职位”这两者间各自的需要，以至于把苏联的政党治国变成了个人专制，实际上这是妨害政治制度的。显然，一个国家最优的政治模式在于同时具备民众广泛参与和秩序稳定这两者，这样既可以避免国家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也可以使国家能够更加平稳顺利的发展。如上所述，亨廷顿在本书中的理论就是强有力的政党制度才是达到鱼和熊掌兼得的途径，即：由政党动员、组织并领导大量群众，并以独立人格化的政党为单位（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松散社会团体或个人）参与政治活动。这其中两党制又最常能使两者达到较好的平衡状态。抽象地归纳而言，亨廷顿注重的是一个动态的政权建立的过程和方式，即政党主导的政治参与模式，而不是这个过程和方式最终所形成的结果；至于这个结果会如何，究竟是会形成英国式的议会主宰权力抑或是美国式的复古型三权分立，甚至是其他全新的模式，亨廷顿并未在本书中评价各自的好坏优劣。很可能在他眼里，这个最终结果会取决于相关国家的特定历史人文状况，没有哪个国家的已有模式会是另一个国家100%可模仿的典范；同时，也并不存在这样的“最终”结果，因为所有政治模式都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应当直接引进这些“结果性”的政治产物，而是着眼于那些促成这个结果发生的过程和方式，以保证政治制度能在完全有序的情况下渐进式地发展，否则揠苗助长出来的所谓民主的外衣只是缺乏根基的沙塔。如果要亨廷顿亲口推荐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的首要步骤，我猜想他必然会说是建立由两个良好组织的政党来执政/参政的模式，这两者可以势力相当，也可以一主一从，但无论如何，政治运动必需围绕着这两者来进行。